苏丹红背后的食品政治

一位中国的企业家曾经说过“食品行业是个道德良心的行业”。我想这句话站在企业的立场是对的，但从公众的立场来说，“道德良心”可能还远远不够，因为“德”能德于人，并不能使人“德”。食品安全问题，已经随着食品供应链愈来愈全球化发展而变成一个政治问题，甚至上升到了国际政治的高度。　
　
　　亨氏、联合利华、麦当劳等一些国际知名企业所扯进的“苏丹红事件”，也只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冰山一角。实际上一年里面已经有两位CEO逝世的麦当劳，近年来的“麻烦事”远不止于此，2004年5月，一部名叫《给我最大号》（Super Size Me）的纪录片就直把矛头对准麦当劳。年轻的美国导演摩根•斯普尔洛克以自己的身体当成小白鼠做了一个实验：连续30天，他只吃麦当劳卖的东西，包括喝的水。如果麦当劳不卖，他就不吃。在拍摄这部最终获得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独立制片电影节——圣丹斯电影节大奖的纪录片之前，身高1米9的斯普尔洛克身体健康，体重不到84公斤。在试验了两个星期之后，医生说他的肝受到严重损伤，应当停止试验。但他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结果一个月后他的血压大大提升，体重也增加了11公斤。　　
　　这不是一个华氏911式的噱头，实际上，这是美国民众对于与健康已渐行渐远的美国食品工业发起的成千上万次抗争中的一次而已，这场抗争是在双子塔外的另一场反恐战争。纵观世界范围内由食品安全引发的种种行为，都是食品政治折射出来的一个表象。　　
　　《食品政治》一书的作者内斯特尔经过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后认为：“食品业者利用广告制造饮食习惯和个人抉择，非厂商审慎操纵假象，消费者看得懂广告内容，却不见的食品业者在国会、联邦机构、法院、大学和专业组织幕后‘使力’的一面”。
　　美国是一个立法严密并且执行严格的国家，然而依然还是有很多食品公司的股东将他们的需求置于公众健康的考虑之上。食品公司将制造和推销他们出售的产品，而不顾它的营养价值或对健康的影响。在这方面，食品公司几乎与烟草公司没有差别。他们游说议会取消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利的规定，他们对联邦管理机构施压不让他们实施这些规定。而且当他们不喜欢管理部门的决定，他们就提起诉讼。如同烟草公司，食品公司通过赞助专业机构和研究来笼络食品和营养专家，他们通过直接向儿童、少数群体的成员以及发展中国家推销来扩大销售，不管这些产品是否可能改善人们的饮食。　　
　　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就不仅仅需要面对本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还需要面对第一、第二世界国家向他们推销有安全问题的食品。“二恶英”、“疯牛病”、“苏丹红”等等的事件在最近几年走马灯式地在中国上演，这只是这些欧美国家食品安全与食品政治问题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延伸。在国外被人称作是“垃圾食品”的普通快餐，进入我国以后就能“鲤鱼跳龙门”成为高档食品、富人食品，出事之后品牌效应依然卓著，这究竟是为什么？还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为什么此次洋快餐“涉红”事件仅仅在中国范围内发生？假如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已经相当完善，那么又是哪个方面存在着问题？　　
　　诚然，我们习惯于开展“救火式”、“疲命式”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但是这已经明显背离了整个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用一句毫不夸张的话来说：我们的民众已经天天暴露在、置身于“黑心食品”之中，他们的命运跟政府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紧紧维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政治层面高度来认识食品安全问题，不把食品安全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常抓不懈，不能在政治层面构建食品卫生安全的官员问责制，一幕幕悲剧就依然会陆续地上演。　　
　　在食品政治大行其道的今天，食品卫生安全只能依赖于一个相对独立的政府监管机构，一场让有毒有害食品灭绝的战争必须凭借国家力量来打响。就目前而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刚刚开始，离我们最终要构建一个理想的安全食品王国目标还有相当漫长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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